商鞅，生于战国时期，是法家学派的杰出代表，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军事家和思想家。他在辅佐秦孝公推行改革过程中，帮助秦国迅速崛起，成为当时最为强大的国家。商鞅因此被授封“商君”，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。然而，秦孝公去世后，继位的嬴驷（即秦惠文王）对商鞅心生忌惮，最终将其致死，并将商鞅全家残忍地处决。商鞅之死，不仅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，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，便是他与秦惠文王的父亲秦孝公之间那种深厚的政治合作，激起了嬴驷心中的不满与复仇欲望。从商鞅的命运可见，秦惠文王的政治眼光和胸怀远不如秦孝公的远见与伟大。
商鞅原名公孙鞅，出身于卫国的一个旁支家族，且自幼便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，精研刑法与名分。卫国当时势弱，国力衰败，公孙鞅深知仅凭家族背景难以有所作为，便决定投身于其他更为强盛的国家，期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。经过一番辗转，他最终来到了魏国，在魏国国君魏惠王身边担任中庶子一职。在魏国公叔痤的提携下，公孙鞅展现了出色的才华。然而，公叔痤因年事已高、且心怀嫉妒，从未将公孙鞅推荐给魏惠王。直至公叔痤病重，深感时日无多，才迫于内心的责任，向魏惠王推荐了公孙鞅。可是，魏惠王听后却未立即表示赞同，甚至沉默不语。公叔痤见状，建议魏惠王若不重用公孙鞅，应该立即将其除去，以免公孙鞅投奔他国。然而，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因重病神志不清，才有如此言论，于是并未当真。
展开剩余66%公叔痤去世后，公孙鞅得知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，便毅然决定前往秦国。他直接向秦孝公展示了自己的变法计划，并阐述了如何通过改革富国强兵的远见。秦孝公听后非常欣喜，立即决定与公孙鞅合作，开始推行变法。得到了秦孝公的强力支持后，公孙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立法、制度、军队等领域一系列政策得到了迅速推行。改革初期，许多百姓对新法产生了强烈反感，纷纷前往国都上诉，抱怨变法带来了过多的束缚。然而，恰在此时，太子嬴驷也因触犯新法遭到追责。面对这种局面，公孙鞅提出，若国家上层贵族不遵守新法，百姓便无法真正服从法律，必须对违法者进行严格惩处。由于太子身份特殊，不宜直接处罚，公孙鞅便对太子的两位老师进行了严厉的惩罚：公子虔被割鼻，公孙贾则被刺字。此举震动了整个秦国，百姓纷纷感到，违抗新法将付出沉重代价，从此对法律产生了深深的敬畏。
在公孙鞅实施改革的十年间，秦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治安井然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秦国的国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。人民不仅有序参与军事，出征打敌，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。那些曾批评新法的人，现在反而纷纷来到国都赞扬改革的成果。对此，公孙鞅愈发坚信自己对国家未来的远见，并开始对那些曾经反对新法的人进行清算，将他们驱逐到边疆，不再容忍任何对变法的质疑。
公元前340年，商鞅再次向秦孝公提出攻打魏国的建议，秦孝公听从了他的意见，派他率军进攻魏国。公孙鞅巧妙地利用计谋，引诱魏国统帅公子卬落入陷阱，最终以一场大胜迫使魏国向秦国割让大片土地。凭借这一战功，秦孝公大加封赏，将商於之地的15个县赐予商鞅。商鞅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和声望，成为了“商君”。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在此时悄然降临。
两年后，秦孝公去世，继位的嬴驷即为秦惠文王。在秦孝公的统治下，商鞅与他之间有着深厚的信任和默契。两人同心协力，推动秦国走向强盛。但秦惠文王不同于父亲，他内心对商鞅积压已久的怨恨，最终化为行动。在秦国已然强大的情况下，秦惠文王认为商鞅的存在已不再对国家有益，反而成为了自己的威胁。于是，他选择了公报私仇，发动对商鞅的打压。商鞅被陷害兵败身亡，并遭受车裂之刑，连同家人也被一同杀害。秦惠文王的复仇行动，表面上虽然报了个人恩怨，但却给秦国的未来带来了长远的影响。由于商鞅的死，秦国实现一统天下的进程至少延迟了50年。这也让秦惠文王的政治眼光与胸怀与其父秦孝公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表明在他眼中，私仇永远大于国家利益，而这恰恰是他远不如秦孝公伟大的根本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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